新概念作文大赛范文三篇_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精彩3篇

新概念作文是一种没有题材限制的文章写作方式，而新概念作文大赛是萌芽杂志社举办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文大赛。它山之石可以攻玉，下面虎知道为您精心整理了3篇《新概念作文大赛范文三篇_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》，希望能对您的写作有一定的参考作用。

新概念作文大赛 篇一

我想到的是人性，尤其是中国的民族劣根性。鲁迅先生阐之未尽。我有我的看法。

南宋《三字经》有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说明人刚出生好比这团干布，可以严谨地律己；接触社会这水，哪怕是清水，也会不由自主如害羞草叶，本来的严谨也会慢慢被舒展开，渐渐被浸润透。思想便向列子靠近。

中国人向来品性如钢，所以也偶有洁身自好者，硬是撑到出生后好几十年还清纯得不得了，这些清纯的不得了的人未浸水，不为社会所容纳，“君子固穷”了。写杂文的就是如此。《杂文报》、《文汇报》上诸多揭恶的杂文，读之甚爽，以为作者真是嫉恶如仇。其实不然，要细读，细读以后可以品出作者自身的郁愤--老子怎么就不是个官。倘若这些骂官的人忽得官位，弄不好就和李白一样了，要引官为荣。可惜官位抢手，轮不到这些骂官又想当官的人，所以，他们只好越来越骂官。

写到这里，那布已经仿佛是个累极的人躺在床上伸懒腰了，撑足了杯子。接触久了，不免展露无遗。我又想到中国人向来奉守的儒家中庸和谦虚之道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很不幸得先学会谦虚。一个人起先再狂傲，也要慢慢变谦虚。钱钟书起初够傲，可怜了他的导师吴宓、叶公超，被贬成“太笨”和“太懒”。(孔庆茂：《钱钟书传》及《走出魔镜的钱钟书》)可惜后来不见有惟我独尊的傲语，也算是被水浸透了。李敖尚好，国民党暂时磨不平他，他对他看不顺眼的一一戮杀，对国民党也照戮不误。说要想找个崇敬的人，他就照照镜子(《李敖快意恩仇录》，中国友谊出版社)，但中国又能出几个这类为文为人都在二十四品之外的叛才？

然而在中国做个直言自己水平的人实在不易。一些不谦虚的人的轶事都被收在《舌华录》里，《舌华录》是什么书？--笑话书啊！以后就有人这么教育儿子了：“吾儿乖，待汝老时，纵有一身才华，切记断不可傲也，汝视《舌华录》之傲人，莫不作笑话也！”中国人便乖了，广与社会交融，谦虚为人。

中国看不起说大话的人。而在我看来大话并无甚，好比古代妇女缠惯了小脚，碰上正常的脚就称“大脚”;中国人说惯了“小话”，碰上正常的话，理所当然就叫“大话”了。

敢说大话的人得不到好下场，吓得后人从不说大话变成不说话。幸亏胡适病死了，否则看到这情景也会气死。结果不说大话的人被社会接受了。

写到这里，布已经吸水吸得欲坠了。于是涉及到了过分浸在社会里的结果--犯罪。美国的犯罪率雄踞世界首位，我也读过大量批评、赞扬美国的书，对美国印象不佳；但有一点值得肯定，一个美国孩子再有钱，他也不能被允许进播放黄带的影院。

中国教育者是否知道，这和青少年犯罪是连在一起的，一个不到年龄的人太多沾染社会，便会……中国教育者把性和犯罪分得太清了，由文字可以看出，中国人造字就没古罗马人的先知，拉丁文里有个词叫“Corpusdelieti”，解释为“身体、肉体”与“犯罪条件”，可见罗马人早认识到肉体即为犯罪条件。

写到这里，猛然发现布已经沉到杯底了。

新概念作文大赛 篇二

一

童年时的我曾反复做着一个梦，整座城市的建筑开始像奶油一样融化，母亲和我站在摇摇晃晃的街道上，提着冬日从菜市场里疯抢来的特价萝卜。我把这个梦告诉母亲，母亲追问，后来呢，后来怎么样？我说后来，整座城市的人都朝着没有倒塌的桥的方向跑去，我和你却把萝卜护在怀里，想着来不来得及带出家里的锅铲。

七里港的冬天很冷，且没有一丝生机。从四房村搬到七里港时，母亲给我系上一条大红色的围巾，那条围巾蹉跎十年后终于褪了色，却成了七里港冬日最鲜艳的色彩，在寒风中的晾衣架上呻吟。七里港的一切都在呻吟。积着油垢的后窗在呻吟，屋顶上空着的鸽笼在呻吟，拐角处悬挂着的孤灯在呻吟。燕子衔着泥在屋檐下筑巢，叽叽咕咕地喧闹。有顽皮的孩子拿着木棍把燕窝捅下来，燕窝掉在卵石铺成的路上，这燕窝在呻吟。母亲洗衣服的时候，十根手指冻得通红。她倒是从不抱怨，只是叹息。这叹息裹挟着厨房的冰冷和储物柜的空虚，混杂在七里港所有人的叹息中，于明与暗碎片化交织的冬日里成了呻吟的哀歌。

用宋神经的话来说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追求什么。当初急切要从四房村搬出来的是我，如今深刻怀念四房村的也是我。然而四房村比七里港好在哪里呢，连我自己也是说不清楚的。四房村的街道是不平整的，四房村的建筑是陈旧的，四房村的空气里终日飘着河鱼的腥气，在四房村住的屋子漏水，泡胀了天花板上一块块发黄的墙皮。母亲说，既然你那么不喜欢这儿，就搬出去吧。八岁的我只当这是母亲的气话，哪晓得有一天傍晚回家时，家里已是搬空了的。门外的货车“突突”地响着，母亲费力地将最后一条被子塞进蛇皮袋。母亲问，东西大多都收拾了，你有什么其它要带走的吗？我茫然地摇着头，一个八岁的孩子哪有什么家当呢？

但当我坐上货车，看着四房村熟悉的影子在落日中慢慢黯淡下去，却想起上午，我游戏似地把一颗苹果的种子埋在了四房村的河边。

那颗种子是绝对长不成一棵苹果树的，可我就是想回去看看。宋神经嘲笑我说，你岂不是比我还神经。我抓起一个枕头向她砸去，她灵巧地躲开却一脚踩空掉下了沙发。枕头是宋神经家的，当然，沙发也是。宋神经住在七里港荷花路22号，离我家只有三个街区的距离。她此时已龇牙咧嘴地从地上爬起来，一手扶着腰，一脚去寻她的拖鞋。我抱着枕头盘腿坐在沙发上，已然是笑成一团。

七里港见证了宋神经从一个留守儿童成长为留守少女的全过程，因此她总说我与她的友谊是革命性质的。小时候的宋神经由姑妈照看，那是一个在旧时代的七里港成长起来的传统女人，带着一副银丝边眼镜，说话的声音是怕惊着别人的。“那是一个老女人嘞！”宋神经凑到我身边咬耳朵，紧张兮兮又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。但那时的我们哪懂得“老女人”的意思，没皮没脸的宋神经八成是听了街坊邻居的碎话，把他们的话转述出来。哦，老女人！两个女孩“咯咯”笑一阵便跑到杂货店买一元钱一根的烤肠吃，吃完再腆着肚子回家。“老女人”姑妈看见宋神经油光发亮的嘴，总会有些生气的，她知道宋神经的晚饭又是吃不下的，便惩罚性地让她去背古诗。三年前，老女人姑妈终于嫁了人，宋神经也极力争取到了独立居住的权利。“您过年的时候回来吗？没事没事，我好得很，您过年不回家也行！”宋神经说话没分寸，尤其是在电话里。我想象她爸她妈在电话那头一脸惊愕的样子，笑岔了气。

然而不论怎样，我和宋神经的友谊之间是存在阶级差异的，这种不平衡感带着种互相依存的意味。宋神经的父母在深圳经商，买了房子，准备在宋神经大学时将她接去深圳读书。这个计划本应在宋神经上高中时就实施，却因为她的坚决反对而延期了。“深圳是个小渔村，七里港不也是？”七里港的宋神经乐得自在，她翻白眼吐舌头的行为是无忧无虑的，但深圳的宋神经却未必如此。“不自由，不自由！”宋神经连叹几声，又戏谑性地去学习站台女主播的声音。“前方即将到站的是七——里——港——”我半玩笑半认真地欣赏宋神经的表演，眼睛朦朦胧胧地结了一层雾。我想起八岁时的新年，我兜揣八十个硬币叮叮当当地走过四房村的街道，翻卷着灰尘的阳光渗透着些肆无忌惮的快乐，可这快乐的假象在我来到杂货店后宣告破灭。“还差一块钱哦！”杂货店老板将语气词拖得老长，他面前的铁罐茶壶冒着生姜的古怪气息。我默默地放回烟花筒，头也不回地跑回家里。四房村的街道本是又窄又小，那时候却像是看也看不到尽头。下辈子一定要当个杂货店老板，或者杂货店老板的女儿，我童年时的新年愿望皆是如此。我努力去回想那个幸福的杂货店老板女儿的形象，她冬天穿一件果绿色的掐腰小夹袄，夏天撑一把笔直的花伞，走起路来扭扭捏捏地怕踩到泥水脏了裤脚。是个不招人喜欢的孩子啊，我暗自感叹道。宋神经依旧没心没肺地讲着新笑话，她圆圆的带着雀斑的脸，渐渐和那个女孩重和起来。

“深圳啊，为什么不去呢？”我毫无铺陈又沉静异常的声音在宋神经家的客厅里响起，她把眼睛转向我，是一副无辜受了惊吓的样子。我随即笑起来，“宋神经啊宋神经，你待在七里港，不会是舍不得情郎吧？”

“啊，你真的是，下次我妈再让我去深圳，我就把你推上火车好了！”

二

14岁时，我开始穿母亲的衣服。七里港的人说我长得越来越像母亲，这些话仿佛是人们用同个模子制作出的产品，成为饭后寒暄的又一大主题。麻雀是七里港的常客，在发潮的午后跳来跳去，第一次见这情形的人或许会感叹大自然的盎然生机，可见多了的便只觉得低俗且无趣了。十四岁的一天，母亲直起腰来的时候发现我与她一般高了，她翻箱倒柜地找出许多衣服，衣服连同衣柜散发出浓烈的樟脑丸气息，是带着不甘的。我认出其中一条绣着玫瑰花的牛仔裤，不愿去看母亲臃肿却欣喜的身影。 “小可啊，你说这条牛仔裤好不好看？”母亲年轻的时候是好看的吧，我记起她穿上这条裤子充满活力的身影，是光彩照人的。

“不好看啊，妈你这是在装嫩，哪有中年妇女穿绣花的衣服呢！”我一口回绝，心里是下了狠的。母亲想了想，歉意地笑笑。兴许是“中年”两个字刺痛了她，又兴许是别的什么东西，她慢慢地褪去牛仔裤，换上平时穿的肥大的工作服。我承认那时的我是说了谎的，然而这谎却让我无比安心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母亲安静地异常，进进出出家门的有女人也有男人，有带着礼品的也有不带礼品的。我忐忑不安地一边吃着大白兔奶糖，一边偷听母亲与他们的对话。“再考虑考虑吧，小可还小呢。”母亲把礼品一件件退回去，实在退不回去的大多是食品，就放在桌上成了我为数不多的零嘴。夜里的母亲会偷偷起身发呆，她蹑手蹑脚的举动是怕吵醒我，殊不知我早就醒了。日子掀起的波澜在时间的流逝中趋于平静，几个星期后，家里热着的茶壶便渐渐冷了。然而有一次的我在半夜莫名其妙惊醒，一点一滴冰凉的东西落在我脸上，半坐着的母亲与黑夜融为一体。

我的羞愧来自于儿时的固执，这固执掠夺了母亲的美丽与年轻，且连同母亲的爱情也一并掠取了。给这羞愧再添上沉重的是我的成长，母亲将爱与希望全都寄托在我身上，我成了母亲年轻时的影子。

14岁的我穿着母亲的衣服站在镜子前，房间里堆满了七里港阳光的味道。母亲的眼睛掠过那条绣花的牛仔裤。“小可啊，来试试这条牛仔裤。”母亲举起那条牛仔裤，她的笑是毫无杂质的。

“妈，要不你再找个人嫁了吧。”我抬起头，母亲理着衣服的动作迟缓下来。

“你这孩子，怎么越大越没个正形。去看看李家师母来了没，她说要拿几款料子去做衣服的。”

我走出房门的时候正迎上李家师母，她抱着一匹布“哼哧哼哧”地走进来。因为房间光线暗的问题，我接过她手中的布时她才认出我，继而惊喜地叫起来，“小可喽，和你妈长得越来越像了呀！”

母亲在房间里应着，我则趁机逃出门去。那是四年前七里港的冬天，宋神经戴着一顶火红色的帽子在楼下朝我挥动手臂。

三

川端康成的《雪国》里有一句话，“人嘛，都是脆弱的。据说从高处掉下来就会粉身碎骨。”后来我才明白，母亲决定从四房村搬离的那一刻起已做好了摔得粉身碎骨的准备，她不像宋神经的姑妈，一局棋等着别人来下，母亲的棋是已经下了一半的，而且这半局棋又绕进了胡同，即使小心翼翼地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关于父亲的故事，我从未听母亲提起，留言与秘密在巷子里传得飞快，这阴沉之气带着阴柔委婉的味道倒把当事人的心变得静了。过年的气息在十二月底的七里港弥漫开来，母亲寻思着要不要趁机把家重新装修一番。

“这是好事，新年不是新气象么？”宋神经拉着我去看房间的壁纸花样，对于装修这事，她倒比我上心。

“嗯，这是件好事。”我一面这样答着，一面又想，不是，不是这样的。或许在我潜意识里，七里港从来都不曾拥有一个“家”的概念，这个濒临海的小渔村，每天都迎接来来往往的船只，但谁又说得清所有船只的名称呢？我曾打算带着母亲到另一个城市生活，但装修的举动却带着点落实的意味——母亲是不打算离开七里港了。

壁纸买来了，地板色样选好了，白炽灯是要换新的，床头灯罩是母亲自己做的。母亲像十年前那样问我：“你没有什么要收拾的吗？”我愣了几秒，点点头去了房间，宋神经跟在我后面，热情地跟母亲打招呼。

“你的房间很小很可爱耶。”宋神经是第一次来我家，她喜欢上了挂在书桌上的风铃，坐在床沿上天真地摆弄它。我无法说出“那就送给你了”这番话，因做那风铃的贝壳是我在七里港海边收集来的，母亲经常在那挑选一些便宜的鱼虾。书桌里堆着一些我从四房村带来的小玩意儿和一本发黄的日记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。我随手拿起日记翻阅，从日记里掉出一张同样发黄的照片。是什么时候的事呢？我早就忘了，这样说来，对于那本日记我也是毫无印象的。照片上的母亲抱着年幼的我冲着镜头笑，四周盛开着只有在公园里才能见到的花朵。这镜头外的人是谁呢？关于日记的疑问也有很多，譬如它是从何而来的。这日记上的字不像母亲，更不是我的，内容也大多处于无聊。“今天见到了高万和女士(大约是一个重要客人)，很开心。”“林先生的谈吐幽默风趣。”“小可吃着冰淇淋却不小心摔了一跤。”我犹豫再三，还是把日记本小心地放在了收纳盒的底层，装修工人已走到家门口了。

装修的几天里，我和母亲住在宋神经家。母亲本是坚决反对，说自己在店铺里随意搭张折叠椅就过去了，却难抵宋神经的热情相邀。过意不去的母亲当天用宋神经家的厨房炖了番茄牛肉，牛肉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客厅。

“小可，说真的，我好想好想有一个这样的妈妈。”我和宋神经挤在一张床上，宋神经把头蒙在被子里，听不出说话是否带有鼻音。“是真的啊，番茄牛肉，我从来都没有吃过。”宋神经突然抱着我痛哭起来。我回想起儿时那个夜晚，母亲半坐掩泣的黑影、一点一滴的冰凉。

装修完后便是新年，新年期间是我的生日。宋神经在新年前上了开往深圳的火车，我和母亲去车站给她送行。“小可，我只是去过一个新年，新年后我就回来了。”我微笑着说好啊好啊，七里港总不会少了送神经的。“不是啊，小可，我真的好怕回不来了”，宋神经说完一把抱住了我，顺势带倒了一个半人高的行李箱。我把行李箱扶起来，看着宋神经慢慢走上火车。火车的窗户开着，宋神经把行李放好后却说什么也不愿看我似的将脸扭向一边， 等到火车开动她把头转向我，我才发现她的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核桃。“小可，我真的好羡慕你啊！”宋神经又哭又笑的样子真是丑极了，母亲用手拉着我的胳膊，火车开动的瞬间带起一阵烟尘，把人呛得泪流满面。

在回去的途中，母亲问起我18岁生日的事，我说一年年都差不多，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吧。没什么想要的了？她又问。那就做一碗世界上最好吃的长春面吧。我说这话的时候，脑中浮现出宋神经她圆圆的带着雀斑的脸，那是一张孩子似的脸。“是真的啊，番茄牛肉，我从未吃过。” 几年后我才知道，宋神经去的深圳，是朦朦胧胧的深圳，是拼凑不完整的、父母离异的深圳。

四

宋神经是宋神经，母亲是母亲，我是我。我曾经幻想着，如果这个世界可以足够小的话，我希望这个世界只有三个人。母亲笑我傻，怎么可能呢，你以后要上大学，要嫁人，要工作呀。于是我忍不住问母亲，你的世界有几个人呢？新年的鞭炮声在这时候响起，她或许是没听见，或许是听见了也没法回答我。

“明天是继续要下雪的吧？”母亲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切着芹菜，“邦邦”的声音很是欢快。新年不管怎样都要包饺子，不论后来的日子里要吃多少压箱底的萝卜，这种刻意的仪式感总归是幸福的。

母亲突然切停下切菜的动作对我说，小可，你18岁了呀！我说是啊是啊，一个18岁的女生应该干什么呢？这回轮到母亲愕然。我想起那个发黄的日记本和那张夹在日记本的照片，忍不住叫了一声母亲。母亲转过头，厨房上的窗户上是白茫茫的雾气。

“啊，我……”我急切地想要在18岁时寻找一个答案，但当答案摆在面前时，却无论如何也开不了口。“宋神经去的深圳，是个十分好的地方吧。”

母亲依旧没有说是，也没有说不是。

“我和你爸曾经在深圳待了两年。”

窗外的烟花绽放开来，把一切都掩盖住了。烟尘、水蒸气、七里港的雪与黑夜；炒栗子的甜糯、瓜子的香、白果的苦。不知是谁家的老式报中开始敲钟报时，机械的鸟鸣声在爆炸声的间隙中显得格外沉重与清晰，像极了知更鸟的哀鸣。黑夜的冷与暗是为给七里港增添光和热的。

新概念作文大赛 篇三

他奔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天色已渐渐暗下去，而且又是刚下过小雨，使得乡间的石子路面有些潮湿，偶有些坑洼，所幸的是没有下大雨，路面没有形成泥泞的状况。他望着逐渐隐去的白昼，心里多少有点焦虑，但是回家的兴奋又立刻将这点忧虑冲淡。

眼下已近年关，全国各地身在异乡的人都盼望早日回家，和家人团聚，过一个轻松愉快的春节，缓解一年来的疲惫。他便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员。他在南部沿海干体力，一年到头没有多少清闲的日子，眼见春节就要来临，他对家人的思念也日渐浓稠，只盼望着能早一天拿到工钱，便早一天踏上回家的路。

一想到工钱，他的心里更高兴起来。今年的工钱，工头是一分不少，一日不拖地准数准时地发给了他，而且还结清了去年拖欠的。他拿到一沓钞票的时候只觉得手里一沉，一年里蒸发的汗水在这一刻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票子，他使劲地捏了一把，心里甚至有点感恩戴德的味道。

想到这里，他又摸了摸内衫里的那个隐蔽的钱袋，摸到那一叠硬东西时，他觉得踏实沉稳，想着回去后把钱交给媳妇，就可以置办年货，给那简陋的屋子里添点东西，给娃买套新衣服，给老母亲买几瓶治风湿骨痛的药，他心里是一片轻松亮堂，脚下穿行的风也大了起来。

一阵寒风掠过，他不由打个寒战。毕竟是腊月的光景了，一年最冻的时候，他也只是一件秋衫、一件旧毛衣和一件破烂的薄外套。在沿海卖体力用不着厚衣服，发了工钱之后他又不舍得花，只顾念着拿回家去。今年的春运来得特别早，所以乘客也特别多。他在车站去排了一个晚上的队，终于买到一张站票，本来还有硬座，但他为了省几十块钱，索性买了站票。他想自己累了一年，何必在乎这路途上的两三天。在半夜的时候，头顶传来轰隆隆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是闪着灯光高高在上的飞机。他看着远远的飞机肚子，眼睛和这钝黑的夜一样，没有一点光彩。

他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当他在候车室蜷了一夜后，终于挤进了拥挤的车厢里。他没有什么行李，只提了个破行李包，装了几件衣服和一点供路上充饥的食品。路途上的这两三天是最枯燥无聊的。他不健谈，只当个沉默的旁听者，听周围的人高谈阔论或者高声喧哗。偶尔他能捡到个座位坐几分钟，困了的时候就坐在过道上打个盹，但即使是在睡觉时，他也警惕着扒手，时时处在半睡半醒间。

下车时已经是傍晚，而他还有三十多里路，乡里还没有开通公路，只有很颠簸的石子路，没有车愿意去，他也不愿意叫车，买了把手电便上路了。

他走得很快，一是天快黑了，怕路上遇到劫财的，二来的确想念家人。他没有多留意路边的景色，这条路他走了何止千百遍，两旁的乡间景色却是年年复年年，没有什么变化，所以他只顾低头赶路，脚下虽不泥泞，但他脚步快，不多久胶鞋里便进泥水了，裤管也蹭上了泥巴。

走到一半路时，天就彻底没了颜色，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，寒风呼啸更显寒寂，只听得他“呼赫呼赫”的喘气声和“吧唧吧唧”的行路声。他放亮了手电，顿时前面一道亮堂堂的光柱，把路面照得一清二楚，但周围却更显黑暗，这时有人站在旁边也看不见，他心里扑跳了一阵，不觉又去摸那个装钱的口袋。

他想媳妇应该在焦急地盼他回家了吧，老母亲应该也给他纳好了鞋底，娃娃却不知长了多高了。他对家人的印象有些模糊，隔着一年的时间去回忆亲人的样子，对他竟有点困难了。他想起以前在家的时候，每天下田干活，回家吃媳妇做好的饭菜，偶尔叫来土医生给母亲烧烧腿，除此就再无更多的事干。那时候他就想自己是不是要这样过一辈子，延续父辈留下来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，然后再把这种传统交给他的娃娃。四年前，村里有几个壮丁去了广东沿海几个月，回来时他们都带了一把票子。他长了二十多年还没见过这么多花花绿绿的票子，于是就心动了。他有点激动地问那几个汉子出去干了什么。他们嘿嘿笑了，说我们这些土农民还能干什么，既没文化也没手艺，只能靠着有几两力气，去卖气力。他听了心里就飘摇起来，同样是卖气力，他们出去卖就赚大钱，他窝在这穷山沟里一年下来还抵不上他们几个月。于是他问他们再出去的时候带上他行不。几个汉子笑着说没问题，我们这趟回来就是要多找些人和我们一起出去挣钱。

他兴奋了好几个晚上。他的媳妇舍不得他出去，他的娃也才两三岁，母亲虽然还算健康，但两鬓也开始染霜，况且家里还有几份田土，这么多的活要是全压在媳妇身上，叫她一个人怎么受得了。但媳妇却是个极明事理的女人，不舍归不舍，她知道丈夫是为了家，尽管有万分的不舍，最后还是让他随村里那几个汉子去了沿海。

他越想走得越快，两三天的路途虽疲惫，但他此刻却精神抖擞，因为离家已经不远了。他仿佛看到远处的黑暗里亮着自家屋子里微弱的灯光，娃儿正在屋门口蹲着吃红苕，老母亲在灶前添着柴火，媳妇打好了一桶猪食，正斜着身子往猪圈提，猪圈里肥猪在“扑扑”地抢食吃。媳妇一定在和母亲说话，这人怎么还没到家，他前两几天不是打电话到村里通知我们就这两天到吗。

他想他突然出现在门口的话，媳妇会立马放下木桶，在围裙上擦着手来给他提行李包，嘴里还会念叨着，看你都黑瘦成啥样了。娃儿一定会扑上来叫他爸爸，然后他会一把抱他起来，在他脸上“吧嗒吧嗒”地亲上几口。母亲会扔掉手里的木柴，笑眯眯地走上来看看他，捏捏他的身子骨，说一路上累了，穿得又这么少，快去洗个澡，你媳妇早把饭做好了。

他忽然想到三年前他临走时亲人送别的情景。那时她们把他送出村十里，媳妇眼里含着泪花，怀里抱着两岁多的娃，娃儿早就哭得稀里哗啦的，母亲也一路红着眼叮嘱他，家里人没有出过远门的，出去后要万事小心，时刻想着有个家在这里，自己照顾自己也尽心点，有空就打个电话到村里报个音讯啊。不觉间他的眼眶也红了，他说你们放心，我出去安顿好了就给你们个电话，你们也回去吧。然后他抱了抱娃，又抱了抱母亲，最后抱了抱媳妇，终于提上行李，迈开了步子。走出去几步就回头看一眼。他渐行渐远，走了好长一段距离后，驻足回望，妻儿老小都还在那里望着他，但在那重叠的山地里是如此渺小，他看着不禁抹了把泪，胸中也起伏起来，然后一甩头，大步走了出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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